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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大师 | 陆谷孙:学好英语是什么感觉?英语和中文是零和游戏?

作者:青岛语桥翻译公司小编整理发布  



  今天,青岛语桥翻译公司小编获悉,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于728日下午139分,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陆谷孙一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英汉词典编撰和莎士比亚研究。主编《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

  最好的缅怀是学习和传承,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陆老先生关于英语学习的一些思想和建议。


英语学习的三把斧,杂读、勤学和猛译!

——|陆谷孙 《复旦》第829

   哑巴英语并非学习的瓶颈问题

  前一阵子,反对哑巴英语的浪潮十分高涨,但这并不一定是一种正确的,符合规律的指导思想。哑巴英语并不是我们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在学校课堂上,还是在求职面试中,都随处可见说有一口流利英语,颇具洋态的人。从当今时代的角度出发,英语学习是为了交流,但一个通过大学教育的人不应该止于交流。倘若英语学习只是大张旗鼓地鼓动开口说,未免有些过于浮躁。现在看来,早些年前的英语学习过程几乎都是哑巴英语,没有外教口语练习的机会,最常见的与外国人的接触机会就是一些来我国开会的外国学者为我们开设几场讲座;也没有大量的听力材料,于是,一部电影《百万英镑》就成为了当时反复利用的学习材料。尽管如此,只要读得多,输入的多,再加上速写猛写,的输出方式,口头的阐述与书面的阐释之间本身是没有鸿沟的。而两者即使有一些距离,通过一定的方式也是可以克服的。比如,在表述之前,将所有要表达的内容都写下来,这本身已是一种输出,然后将其背下来,反复练习。当下人们大多鼓励开口说英语,但这必须是在基本功已经十分扎实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在一些重要场合,应将自己的所讲内容录下来,以待回去后反复听。哑巴英语并不是当今时代英语学习的瓶颈问题,真正需要被重视的却是:我们仍然需要静下心来大量阅读,大量写作,打好英语学习的基本功。多向语言学者型发展,非只求会用,将英语只当工具,而要精益求精,有所创新。

   原著、译著都要悦读

   当今社会,学科的种类已增至四千多种,呈现越来越具体化、细致化的趋势。中国每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已达20万种,但印刷量普遍较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文献资料本身所具有一个半衰期相对减小,原来一般是四至五年的有效期,而现在半年以后就有可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面对如此巨量可阅读的材料,许多同学都希望老师能为自己列一张必读书目的清单,以此减少盲目阅读所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但是,书单本身就是一种物化的东西,是的东西,正所谓“for everybody, and for nobody”,一般的书单几乎无一例外从古代孔夫子开始到现代一些名家名篇,而我们的阅读应当是没有所谓的框架界限的。无论精度、泛读、甚至跳读都要适时进行,毕竟大学学习仍然处在一个寒窗阶段,比起必读与苦读,看似不务正业的选读与悦读无疑是更好的杂读途径。最初应当从译著开始,因为有些翻译的书目还是十分值得看的,有时候看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更加能够唤起自己心底里最真实的情感与回忆,或许就能在书中找到自己过去的时光,童年的趣事,从而更加能够领悟书籍本身所具有的内涵。书籍本身就是多种类的,有情感类型的、感官刺激型的,如武侠小说、抒情写景的、心理悬疑的、理性哲学的等等,在大量杂读的过程中,阅读数量的提高带来外语技术层面的提升。更进一步来说,在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判断上直接来源于自身的阅读,书本帮助大家认识自己,从书本中自己可以体会到做一件事情最正确的时机,体会世界上的各种情感。

  乐于勤写严于猛译

  在阅读过程中,特别是阅读比较难的英语书籍过程中,应当将一本译文放在手边,对照着读,甚至读有余力,可以改写原书的英文,并将自己的翻译见解加入其中。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阅,并且改写,再过一段时间,再回过来改写,如此下去,一些语言上的习惯用法、译法都将会被牢牢掌握。勤写是建立在杂读的基础之上,勤于动笔,换而言之就是多写,哪怕是一点点小事,也要将它一一用英语记录下来。比如记日记,可以以一日一题的博客记录方式来持续,再者,写信或者E-mail也是一个很好的坚持方式,坚持得时间长了,就会将一些字词的消极记忆传化为积极记忆,反复运用之后,感觉用英语写作比用中文写作更加顺畅。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在勤写的过程中,尽量给自己规定一定的量,比如每天一页,以此保证写作的质与量。练到最后,当写作变成一种习惯,手中的笔便在又不会。可以尝试将勤写当作一种任务来完成,同时,也要把这一种任务化做乐趣,或者在任务中参进乐趣。对于喜爱英语的人来说,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是一种表达的乐趣,挑战的乐趣,化被动为主动的方法。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翻译无疑是一个最具挑战的工作,是一项最有满足感的挑战。学好英语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做好翻译工作,这项工作是神圣的。在从事翻译过程中,会碰到许多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领域甚至自己十分讨厌的主题。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始终被坚持的,那就是自己所翻译的内容一定、至少要完全理解弄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既是对自身从事的翻译工作的尊重,更是对读者的负责。猛译首先是要大家爱上翻译,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就像同声翻译,它要求译者有强烈的表现欲,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能够在台上随时果断地展现自己,只有这样脸皮厚的人才会在翻译这一行业中如鱼得水;其次,便是最大限度地忠于原作者或者是原说话人,因此,还是要在自己对所要译的东西熟悉掌握之后才下笔,或者所要翻译的对象是自己所认识知晓的人。

  翻译其实也是写作,但却是穿着紧身衣的写作,是有照妖镜的写作。应该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翻译者,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最好能将英汉、或者原著的语言,如俄汉读本一同列出来,以此来让自己和别人找出翻译中的不足之处,让错误曝光,在照妖镜面前看到自己,一目了然。所有的翻译都要附上原文,供人批判,供自己在错误面前不断提升自己。

学好英文是什么感觉

——|陆谷孙 外滩画报、文汇学人

  花很多时间学英语,中文会退步吗?

  陆:这个我不同意,英语和母语不构成零和关系。不能把中文和英文或任何外语对立起来。语言能力和敏感都是相通的:记忆力、对比能力、比喻能力、转化能力、换码能力都是在学语言的范畴里,还有虚实概念,比如夫复何言四个字很简单,但第一个是虚的,最难解释。所有语言里难的往往都是虚词。这个权重倾斜政策试行一段时间以后,我倒很想看看我们的中文教育是不是水平就会提高。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倒挺同意王旭明说各种训练班办得太多,补课太多。小孩从小被逼学英文,家里来个客人就要做熊猫式表演,家长考考小孩这个词英文怎么说,答对了就很得意。导致这种教育的是整个体制和社会环境,一心要移民,要出国。普通老百姓看到官二代富二代都往外跑,就也想削尖脑袋往外跑。然后SAT啊托福GRE啊都要考,又要去报班学。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英语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某某文化委员会这样的所谓敌对势力在起作用。再说敌对势力也不能开训练班啊,训练班也有好的,但开班是为了赚钱,那是一定的。还有补课,听说有些补课大牛,家里椅子都坐满人,后来者只能坐到坐便器上去了。

  学英语也是在学另一种思维?

  陆:那是。"这事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过分"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这样的汉语句子会让我们熟悉另一种思维。这类比较的例子多得是。语言的本质是比喻。近年来多少我们熟悉的比喻都是借鉴西方的,比如说现在常用的温水煮青蛙之类。

  英文学好了是什么感觉?

  陆:英文学好以后,进入了比较自由的王国,那真是其乐无穷。本木头人想做个语言玩家。最近读完Language Wars, Woe is IBorn Liars等书,一本讲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一本讲习惯用法与文法的关系,第三本讲为什么离开欺骗,人活不下去,结合科技讨论为什么说谎也有曲线,早上说谎最少,因为那是自我控制最强的时候,越到后面谎话越多。最近我在编词典,看到的趣例真不少,比如我们的男厕所里经常有块牌子,写着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英文也有,叫“We aim to please, you aim too please”,大意是:我们的宗旨是让您满意,您也请瞄准了再方便。还有翻译,要是找到正好对应的习语,那可真开心。比如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的翻法是“It's a perfect storm”,大概没有一本汉英辞典会这样翻。完美风暴的意思就是独立发生时没有危险性但一并发生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事件组合。再如普通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配上意象明显发生基因突变“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不也是你刚才说的另一种思维吗?我们也要考虑让读者愉快,比如字,英文很简单,就是nonot,但是我们还加了个例句,“Some people buy things they don't want, with the money they don't have, to impress the people they don't know.”三个“don't”用得多好,现在是有不少这样的人,买自己根本不需要的名牌,用的是信用卡里的透支额度,目的是为了招摇过市。我们加这样的例句是为了让读者查阅至此可以把例句整个背下来。一地鸡毛要是找个没有英文头脑的人来翻,肯定就是“a floor littered with chicken feathers”,实际上英文里有相当接近的“a can of worms”,一罐虫子是钓鱼用的,要是在房间里打开了,虫会到处爬,一地蠕虫,很难收拾。这里的意象完全变了,从鸡毛变成了虫,但是意思却很贴切。

陆谷孙:英语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戏

| 李纯

        1980年,刚刚评上复旦外文系副教授的陆谷孙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写了一封满腹牢骚的信,信中陆谷孙反问校长:美国教中文的人是不是也要考某种考试,为什么硬要我们教英文的考托福?

事情起因于当年年初教育部下的一个通知:全国45岁以下的英语教师都要参加托福考试,并将考试成绩作为评定各个高校英语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

      教育部的命令传到复旦,系领导对陆谷孙说:你一定要考,可以帮学校把平均分拉上去。一纸规定把高校里的教师弄得人心惶惶——“托福是个啥东西,多数人还不知道。在参加托福考试的教师名单里,陆谷孙是唯一的副教授,此前已经参加过两本英语词典的编写工作。领导的话让爱面子的陆谷孙压力很大,他回忆说:考砸了多丢人啊!

  托福考试的前几日,适逢陆家遭遇变故:陆谷孙的二姐去世了。顶着高烧、心情灰暗的陆谷孙考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托福,成绩为647分,和一个学生并列上海市第一。

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上海的天气和30多年前一模一样,屋外雨点落个不停。谈话中,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家,向记者强调了三次:这件事你要多写写,可以看出教育部的那帮人有多折腾。

2014年,曾有英语退出高考的消息传出,社会哗然。陆谷孙摇摇头,难掩失望的情绪:现在整个社会的观感不对,语言和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拭目以待,英文的权重下去了,中文是不是就能学好?这是整个教育文化程度的问题,我再三强调英语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戏。

   时代的症结

   接受采访时,陆谷孙刚刚从医院出来在家静养,他盘腿坐在客厅的旧绿皮沙发上,说一段话就要用手挠脑袋瓜,一头白发被他捋得往右偏,好像在做一道很难的数学题。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但是精力有限,说一段话就要停滞几秒,用力呼吸,接着讲下一段。

  几个月前,也是接受记者的采访,聊完天以后拍照,啪啪啪,把我搞得很累。隔了几天,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他,发现陆谷孙说话口齿不清,于是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梗。

在医院的时候,陆谷孙的学生去看望他,要给他放点音乐。没料到陆谷孙点的都是俄国歌曲。我突然感觉到,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俄国音乐?哦对了,中学时代。

  陆谷孙直到17岁考上复旦大学英文系才开始学英语,我们这代人的教育还是有缺陷的,跟民国时期西南联大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陆谷孙说的缺陷是一个时代的症结:在他青少年年时期,俄语而非英语是中学生们的必修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和苏联首先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苏联在中国建国恢复时期提供的援助资金高达中央政府投资的14%以上。学俄语成了中学生的必修课,很多原先教英文的老师只能从字母训练起,边自学边教学生俄语。

       “以俄为师的风潮使得学俄语成为了一项光荣和进步的事业,如果谁大学考上了俄语系一定非常得意。上海外国语大学直到1956年还叫做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提出要建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而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甚至给每个班配了一个苏联教员教授口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0年苏联专家的全线撤退。

  陆谷孙和其他中学生一样学习俄语,甚至热情更高。他背普希金的诗歌,读屠格涅夫和契科夫,每个礼拜天到中苏友好协会跟着俄国外教学唱俄语歌。不同的地方在于,下课以后,陆谷孙常常会走很远的路到沪江电影院旁的小书摊,每个月花两块钱,借各种文学书籍。尤其爱看翻译的英文书、法文书,比如《红与黑》、《三剑客》、《茶花女》等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书用肮脏褶着皱的牛皮纸包起来,褶皱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细菌。

  这种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与陆谷孙自小从父亲陆达成那里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父亲给我汰脑子

陆谷孙还记得在余姚老家的五年,父亲陆达成对他们兄弟姐妹的管教严格:一方面要求儿子背诵晦涩的古诗,据陆谷孙后来的猜测,父亲是借儿子背诵的古诗寄托对亡妻的悼念;另一方面每晚讲授法国文学——陆达成毕业于上海中法学堂,曾经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叙事文。

  父辈教育带来的影响伴随了陆谷孙的一生,当陆谷孙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希望追随父亲的脚步学习法语,不料第一志愿落榜,转至复旦英文系。

  而当时,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复旦英文系一时间群贤毕至。现在看来一所高校能够同时云集如此之多的外文大师简直不可思议:西方哲学史专家全增嘏、精通莎士比亚的林同济、研究英语惯用法的先驱葛传椝,包括陆谷孙后来的导师徐燕谋,钱钟书曾承认旧体诗作不过徐燕谋。这些人后来成为陆谷孙口中亦师亦友的英语票友

  英语痴人

  陆谷孙第一次因为英语感到紧张,是在1963年。复旦外文系主任杨岂深让他教当时大五的英文系学生英美报刊选读课程。而当时他刚刚本科毕业,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前天晚上我把所有上课时候要说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然后对着镜子一遍一遍操练。陆谷孙说。在回忆之时,他突然反问:你看我现在上课还用得着这么做吗?我已经从必然王国跳到自由王国了。

  为了跳跃到自由王国,陆谷孙成了英语痴人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以后,复旦每周组织两次政治学习。每到周五周六,学生们背个包蜂拥到登辉堂听党委书记杨西光讲政治报告。陆谷孙拿出小本子,把杨西光的政治报告的要点用英文全记了下来。

  一段英文材料,陆谷孙会反反复复地听,精确到每一个单词。他记得那时候听过一段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文章,这个记者以首先发表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言论出名。陆谷孙像得了强迫症似的要把文章里的每一个词听明白,一个单词没听懂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文革以后,外文系的很多老师因为翻译过外国文学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分子,成为革命的对象。陆谷孙被打成逍遥派,红卫兵曾指着他的鼻子对学生说:这些人,你们以后不能叫先生。

  “‘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没学英语,成天都是革命。我又不会革命,被打成逍遥派,逍遥派干什么呢?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就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基督山恩仇记》我可以全本讲下来。陆谷孙说,因为四人帮的关系,我反倒读了不少英文书。

  当时上海市委写作小组是四人帮重要的笔杆队伍。写作组需要及时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向,陆谷孙英文好,成了写作组的外文编译员。他因此获得了阅读大量外文资料的机会,中央情报局长换人、美国高官调动、洛克菲勒如何发迹、报业巨头赫斯特的女儿遭绑架,这些都要翻成中文给写作组看,陆谷孙突然笑起来,结果赫斯特的女儿和绑匪一起搞革命去了

  除了翻译外文情报资料,1970年,没有资格教书的陆谷孙被分配干了一个从此与他相伴一生的工作——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他去编《新英汉词典》。

  文革前,最普及的英语工具书是由郑易里在民国时期编写的《英华大词典》。而到1966年以后,这本被认为有太多封资修毒素的词典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陆谷孙要重新编写一本政治正确的词典。

  曲线救书

  30岁的陆谷孙开始了编词典的匠人生活,他是编写组里的新生代,上有林同济和葛传槼等老一辈学者,再往上是领导这些老学者的工宣队。《新英汉词典》的编写过程是保有学术底线的编写组和姿态强硬的工宣队一场持久博弈,陆谷孙回想起来那就像一出荒诞剧,编写词典和闹革命一样有着红色年代的定制流程。

  第一步,以大批判开路。远至牛津、韦氏,近到文革之前的以《英华大词典》为首的国人所编写的词典,编写组需要揪出里面的毒素,将这些反面教材作为靶子批判一番。比如《英华大词典》在第一页“a,an”词条下以我们需要一个林肯式人物(we need a Lincoln作为例句,立刻召开工宣队的诘问:这儿到处莺歌燕舞,需要林肯,想干什么?

  第二步,以我为主。这是工宣队给编写组立的一个口号,即把最先进的文革新生事物收录进词典对外宣传。工宣队发动编写组夜以继日地研讨例句应当容纳多少条毛泽东语录,如何宣传样板戏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新中国的文明成果。甚至有人提出,应当将以字母顺序列表的传统编写架构推翻,代之以积极消极的词汇表,比如革命属于积极词汇表,反革命属于消极词汇表。

  在工宣队的政治高压下,陆谷孙将自己所做的工作称作曲线救书。他明白英语词典是工具书,而非政治课本。为了维持词典的实用性,陆谷孙借着自己给四人帮和其他机构的编译工作,和编写组其他人员偷偷交流着英文书刊,甚至设法弄来一本美国最新出版的英文词典,走私似地把鲜活实用的英文混杂在红色语录中间。

  这帮英语票友救书心切,一张张的校样因为添加内容太多,只得分用红、蓝、黑、绿各种颜色的水笔,以示区隔,工宣队看到校样斥责说:你们打翻了墨水瓶吗?

  《新英汉词典》前后编写了5年时间,陆谷孙说:我把《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看作我的学徒期。

和陆谷孙一起编这部词典的还有他的老师葛传槼。这位从没留过洋靠着自学的英语天才,曾经给英国King’s English 词典主编H.W.Fowler写了一封信,挑出了他词典里的几十个错误。Fowler在回信中不仅承认词典存在错误,更惊异于葛传槼地道的英文:虽然信件很长,却没有一处显露出此信件出自一位非英国人之手。

  陆谷孙在编词典时常常和葛传槼发生善意的争执。陆形容他的老师是一个绝对的形式主义者比如两个小孩打子弹球赌输赢,英文叫We are playing for keeps,葛传槼非要翻译成规定的赢者可占有所赢得的东西地。他认为状语就一定要加才规范。我说葛先生难道navy你不翻译成海军而翻成一个国家所有的舰支以及舰支上服役的士兵们吗?

  没有用,葛传槼不听。最后我就自己改了。陆谷孙说。

  这部编写于文革时期的《新英汉词典》自1975年第1版问世后,创造了中国辞书出版史上的销售奇迹——一本字典卖出了超过1000万册。《新英汉词典》的畅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之后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渴求。陆谷孙的学生朱绩崧说。

  现居香港的翻译家黄灿然还记得,1990年他去《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带着的唯一一本参考用书便是这本已经被他翻阅得残破不堪的《新英汉词典》。

  难产的国家任务

  1976年,也即《新英汉词典》编辑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要编写一部大型的英汉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这是一项国家任务。任务随即指派到上海,刚刚编完《新英汉词典》的陆谷孙又被调派到新的编写小组中去了。

  “‘四人帮覆灭,凡是派下台,我在重返讲台的同时却总是摆脱不了造化的摆弄,从《新英汉词典》到《英汉大词典》,欲罢不能,教书之外,成了一个专门编词典的匠人。陆谷孙后来在文章中感叹。

  《英汉大词典》草创的时候还处在文革末期,很多教员趋之若鹜,因为编词典就可以不用去五七干校劳动,一时间编写组的成员多达108人。而到了改革开放,很多人因为出国或者更好的工作机会相继放弃,最少的时候编写组只剩下17人,就像个滤网,人越来越少。

  不久前,一位在联合国做翻译的女士去看望陆谷孙。她是当年少数由陆谷孙招募进编写组的。作为进组的条件,陆谷孙让她每天背一首唐诗,小女孩倒是都做到了。” “四人帮打倒了,科学大会开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出国考研究生,人都往高枝飞嘛。像这个小女孩去了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后来出国到联合国做翻译。陆谷孙说。

  编写组慢慢萎缩,最后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编词典从福利变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个时候经费极其菲薄,也没有像现在高校里的项目。编写组一分钱都没有,我们都是靠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发工资。

在人力和物力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英汉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像是一场过于漫长的马拉松,太多的运动员中途退场,上面的领导都觉得这场马拉松跑不完了。

  在这场长跑中,陆谷孙鞠躬尽瘁,除了上课,他的全部时间都倾注在编词典上。为了赶进度,陆谷孙不但管内容、编辑还要和出版社甚至印刷厂打交道。那时印刷厂只有少数的一两家,为了保证词典排印的质量,得和印刷厂搞好关系。陆谷孙不得不打电话一再拜托印刷厂:你能不能这个礼拜印完而不是拖到下个礼拜。

没有经费,编写组甚至买不起专门印制的卡片。他们找来印刷厂多出来的印封面的纸,裁剪成四方形状,然后在背后的空白面记录词语和例句。

  这些编纂的困难被记录在了陆谷孙18册的工作日记里,现在大多由他的学生朱绩崧保存,词典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词典是在编纂过程中死亡的,编着编着大家会觉得不用编了别人已经做了,或者有人要出国了不编了,我们国家有好多词典项目都是这样。

  1986年,陆谷孙在上海衡山宾馆的一次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主编。而《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持续了近10年,上面的领导早就不把这部词典当回事儿了。陆谷孙心里憋着一股劲,当场立投名状: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

  当主编这件事情,开始争论很大的,一直没定,因为我太年轻。可是我就很当然地要做主编,当时他们领导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也不管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还有以前一起编词典的同仁相继去世,我觉得我有一种担当。陆谷孙怄气似地:我反感,我来火了,你这么不重视我,我倒要做一点让你重视的事情来。有点这个挑战,他们实在太不重视我们了。

  这次任命不久后,陆谷孙带着一叠A字部的草稿,前去北京向老一辈学者汇报编纂情况,争取将《英汉大词典》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样编写小组能拿到4万元的奖金。那场汇报就像是研究生陆谷孙去答辩毕业论文。负责《英汉大词典》出版工作的张颖说。

  这一点也不夸张,听取汇报的都是屈指可数的大师级人物——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被称为英文系的四尊大佛,在场的还有季羡林。那次成功的答辩让陆谷孙在学界崭露头角,王佐良听完陆谷孙的回答说:“I’m convinced.”

  1991年,难产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在陆谷孙主持下出版,成为第一部由国人自行规划设计、自订编辑方针的综合性英汉词典,在查得率和收词量上的成绩前无古人,缺点嘛也有很多,这个我自己心里清楚,不过总算是弄出来了。

  Role model

  词典出版前,陆谷孙托《文汇报》总编陆灏带着词典的书稿前往北京拜访钱钟书,并请钱钟书题写书名。

刚开始,我做徐燕谋的研究生。做了一会以后,徐燕谋说不行,你的路子比较野,我教不了你。他说我给你介绍到钱钟书那里去。徐燕谋是钱钟书父亲很喜欢的学生,他俩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钱先生没有接纳我。陆谷孙解释当年为何没有亲自面请钱钟书题词,我这个人也有一点pride,从此以后我即便去了北京,也从没拜访过钱钟书,包括杨绛。

  杨绛曾写信给陆谷孙,希望陆谷孙给即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写推荐,这样可以为书稿争取出版基金。陆谷孙回信:杨先生,这不该我来写的,折煞我也。我只好勉为其难。

  陆谷孙的语调间夹杂着拜师未果的失落和对钱博闻强识的景仰,其实我是没法子推荐的,他太高了,他的学问太多了。

  在复旦南区的陈旧老楼里,陆谷孙独自生活,编写词典依然是他每日的主轴。

  采访接近尾声,陆谷孙突然起身:我正在编汉英大词典,我去拿草稿给你看。

  陆谷孙将用黑色签字笔改动得密密麻麻和草稿放在桌上,他说:这件事情做完了,差不多也成了林语堂和梁实秋。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以一己之力分别主编了《当代汉英词典》和《远东英汉大辞典》,在语言学界有开山之功。

  他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Role model(榜样、模范)。陆谷孙回答。

  陆谷孙先生的一天

  每天早晨7点到7点半起床,早餐后,是不到半小时的脑力热身,快速浏览BBC(英国广播公司)等的当天新闻。

  接着,一天的重头戏登场——为《中华汉英大词典》审改校样。整个上午,陆先生都在全神贯注地改校样,连伸伸懒腰什么都没有,这样一天能改46页。

  中午11点,保姆胖阿姨来给陆先生做午餐。候餐时间正适合读报,陆先生每天浏览的报纸是《文汇报》、《东方早报》、《Shanghai Daily(上海日报)》。读到他赞赏的文章、生气的事情,或者某个词语用错了,陆先生就会给报社的朋友发短信。平时他还会翻阅一下杂志,《炎黄春秋》是必读的,还有一些赠送的文学类杂志,但难得有好看的。现在,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微信朋友圈,手机里消息蛮多,转来转去蛮忙的

午睡半小时后,陆先生继续看校样,直至傍晚胖阿姨来做饭。

  晚餐后,他依然会去散步,沿四平路走到空四军附近,陆先生喜欢在散步时给友人发短信。

  睡前,他喜欢发发微信,想想国家大事,有时也看看闲书。他说,在书里会找到翻译的灵感,最近一个让他得意的例子,是得来了不明就里一词的英语例句:“to an untutored eye, the British flag can be hung either way (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英国的米字旗正着倒着挂都可以)。

  这两天,他的床头摆着三本书:讲述17000个英文单词背后故事的《WORD NERD》、小说《陆犯焉识》和自传《行者思之》。我喜欢看传记,像陆犯这样的小说我宁可看从维熙的报告文学,真实。陆先生说,女儿不时会给他提供一些新书。

  23点,是陆先生给自己规定的熄灯时间,但是入睡总是很难……

——文章整理编辑自《南都周刊》、《复旦》和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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